今天是南京大屠殺發生屆滿七十三週年的日子，凡是來自於海峽兩岸的中國人，莫不為當年日本侵略者在中華民國首都所犯下的血腥暴行咬牙切齒，而事實上筆者對這個歷史事件的瞭解並不是來自於台灣的教科書，而是在美國就讀高中的時候，從歷史老師口中聽到的Rape of Nanking這個歷史名詞，乃至於在圖書館借到，由華裔美國作家張純如所寫的《被遺忘的大屠殺》一書，那麼究竟美國人是如何看待這場震驚中外的歷史事件呢？
「門戶開放」政策下的美國對日政策
大體而言，在美國還沒有將其勢力伸入亞太地區以前，為了抗衡英國與俄國的勢力，美國曾經一度在外交上採取力挺日本的立場，這一點無論是在1894年到1895年的甲午戰爭，1900年的八國聯軍還是1904年到1905年的日俄戰爭中都表露無遺，直到這個國家在美西戰爭後，開始將勢力投入到亞洲大陸後，才因為恐懼與中國地理位置最接近的日本獨霸其市場，而開始以所謂的「門戶開放」（Open Door Policy）規範各列強在華行為，以維持中國的主權統一與領土完整。
儘管在民國初年，美國與日本也因為袁世凱所接受的《二十一條》（21 Demands）還有第一次世界大戰後山東歸屬問題發生衝突，然而由於日本在隨後改走相對而言比較穩定的外交路線，而且也在1922年的「九國會議」中公開保證願意配合美國維持中國主權統一與領土完整的政策後，雙方的緊張關係才再度降溫，並且在保障僑民在華利益與抵抗蘇聯共產主義擴張的主張上達成共識，因而一度成為了最良好的合作夥伴。
然而，美國與日本所維持的這段蜜月關係，還是在日本於1931年到1933年這段時間，對東北、上海與熱河的入侵而畫下了句點，儘管當時美國國內的「孤立主義」（Isolationism）氣氛相當嚴重，不過美國國務卿史汀生依舊發表了著名的「史汀生主義」（Stimson Doctrine），對日本所扶持的滿洲國採取不承認的立場，並且在道義上開始對抵抗侵略者的中華民國進行聲援。
儘管如此，由於美國對希特勒（Adolf Hitler）在歐洲的崛起更為關注的原因，因此直到日本人於1937年全面侵略中國，並且於12月先後發生了「帕納號事件」（Panay Incident）與南京大屠殺兩起歷史事件後，整個美國的輿論幾乎一面倒的開始譴責起了日本起來，給與了羅斯福總統（Franklin D. Roosevelt）在美國社會發起反軸心國運動的道德正當性。
美國人對南京大屠殺的宣傳與報導
日軍攻陷南京後，大批留在南京內的美國駐華外交官、記者、商人與傳教士都對侵略者的暴行進行了廣泛的報導與紀錄，並且冒險將大量的影像與照片送往海外播放，才讓這場人類文明史上空前的浩劫開始廣泛的受到國際社會的關注，也在中國人無法拍照存證的情況下，為歷史留下了最佳的見證。
其中最有名的證人，是拍攝了大批影像紀錄的牧師約翰.馬吉（John Magee）與在南京成立了安全區的魏特琳女士（Wilhelmina Vautrin），除了為戰後的遠東大審判留下大量的證據外，他們也冒著自己的生命危險在日軍的刺刀前拯救中國人的生命，後者甚至還因為受不了日本人殘忍的手段而在最後發了瘋，所以無論從哪一個角度來看，這些美國人都展現出了人類歷史上最高貴的情操。
來自於《芝加哥每日新聞報》（Chicago Daily News）的司迪爾（Archibald Trojan Steele）與《紐約時報》（New York Times）的德丁（Frank Tillman Durdin）更是世界上頭兩個將南京大屠殺藉由報紙公諸於世的記者，他們的文字描述讓遠沒有遭受到戰火影響的美國人為日軍的野蠻行為大感震驚，簡直難以想像這個世界上會有如此殘忍屠殺婦孺的軍隊存在。
雖然那個時候在美國還有主張孤立主義，甚至同情納粹與日本的「美國第一委員會」（American First Committee）存在，並且為日軍的行為進行辯護與開脫，但是美國主流輿論對中國的同情卻越來越難以壓制，再加上由傳教士組成的美國援華聯合會（United China Relief）不斷歌頌國民政府英勇抵抗的情況下，美國人對日本這個國家的形象開始由原來的厭惡轉向了痛恨，不只開始組織起了一系列抵制日貨的行動，同時也開始譴責那些將廢鐵賣給日本人的美國生意人。
到了1941年12月7日珍珠港遭到日本偷襲後，日本帝國終於成為了所有美國人團結一心必須要打倒的敵人，儘管當時美國政府採取「重歐輕亞」的政策，將主力擺在打倒希特勒的戰爭上，然而美國百姓卻普遍更痛恨在夏威夷殺害他們無數弟兄的日本人，而這也正是為什麼美國必須要在太平洋戰場上維持相當部分地面部隊兵力，無法全力投入北非與歐洲戰場上的原因，以防止美國國內反日輿論的反彈。
不再把日本人當人類看待
比較起同為白種人的德國人而言，美國人對日本的仇恨其實已經上升到了「種族主義」的規模，換言之即美國人不再把在中國屠殺大量老百姓，然後又在珍珠港殺害美國軍民的日本人當作「人類」看待，所以若我們翻閱戰時的美國宣傳，不難發現日本人不是被形容成「鬼子」（Japs），就是被稱呼為「黃猴子」（Yellow Monkeys）。
再加上這些美國人對日本人所推崇的「武士道」完全不瞭解的原因，面對日本人在戰場上堅決不投降，虐待盟軍戰俘，甚至逼迫自己老百姓對美軍進行萬歲衝鋒的行為感到極端不適應的緣故，基本上沒有任何一位第二次世界大戰在中印緬戰區或者太平洋戰場服役的美國人會給日軍好的評價，最多也只是讚揚日本人的不怕死而已，但是往往只要一提到Japs這個單詞，筆者所見過的每一位美國老兵眼神都會出現怒火。
所幸由於有南京大屠殺宣傳的原因，美國人在第二次世界大戰對待同樣屬於黃種人的中國人就友善多了，為了方便在中印緬戰區活動的美軍官兵區別中國人與日本人的不同，美軍駐華司令部甚至還出版了一本《中國指導手冊》（Pocket Guide to China），內容毫無疑問是用盡了一切的方式醜化（或者畜牲化）日本人與美化中國人，這在美國的亞洲戰爭史上是極為罕見的事情，因為即便在韓戰與越戰的時代，美國人也沒有使用那麼極端的方式去醜化中國人、韓國人與越南人。
在這樣的時代背景下，包括陳納德（Claire Lee Chennault）與李梅（Curtis E. Lemay）在內的眾多美軍將領也不認為使用燃燒彈對日本平民進行轟炸，有什麼道德上的錯誤，陳納德甚至在1945年一本由國民黨昆明市黨部出版的小冊子上，公然主張應該用當年日本人轟炸重慶一千倍的方式給日本人進行徹底的報復，恨不得讓大和民族從地球上滅絕，其激烈的程度可能還遠超過遭受到日軍直接屠殺的中國人。
凡是經歷過第二次世界大戰的美軍將領，基本上也對日本人有一種難以形容的仇恨，所以別說陳納德，就連艾森豪總統（Dwight D. Eisenhower）在造訪亞洲的時候也刻意迴避了日本（當時已經是冷戰，日本造理講已經是美國圍堵蘇聯與中共的盟友），這樣的情況下，美國的主流民意對於當年在廣島與長崎投下原子彈的歷史事蹟，當然也不可能出現「懺悔」的態度，因為他們大多數認為那是日本人「應得」的（They deserved it）。
或許正如同東京都知事石原慎太郎所講，正是因為美國人看到了南京大屠殺的宣傳，才讓他們堅決的相信自己對日本的「無差別轟炸」具有高度的「正當性」，儘管筆者並不同意石原慎太郎所言，認為那是國民黨所進行的成功「戰時宣傳」，一切的歸因還是在於日本人的行為實在是過度的殘暴。
這也是為什麼今天無論中國大陸與美國在現實利益上存在著多少衝突，在看待第二次世界大戰的歷史時都存在「高度共識」的真正原因，哪怕是在對北京立場上最為強硬的小布希總統（George W. Bush），也在2005年否決了讓日本進入聯合國安全理事會擔任常任理事國的提案，畢竟我們不要忘了他那位在二戰時駕駛魚雷機的父親都在被擊落後，差點遭到日軍俘虜而被吃掉。
所以從某種意義上來看，這種根深蒂固的「恨」其實不存在大家普遍視為「敵人」的中美兩國間，反而深植於美國人與日本人這兩個「盟友」的腦海裡，或許美國戰後出生的世代不會再像「最偉大的世代」（The Greatest Generation）一樣的討厭與排斥日本，甚至還為日本人在戰後再度爬起來的精神感到敬佩，然而美國在日本進行戰略轟炸，並投下兩顆原子彈的記憶卻永遠不會為日本人所忘記，只要再給東京一次機會，必然會狠狠的把山姆大叔教訓一頓，而任何有戰略眼光的美國執政者，都會繼續壓制住日本，不給這個國家崛起「復仇」的一絲機會，甚至聯合北京也在所不惜（換言之，日本永遠只能當美國的小跟班）。
《中國指導手冊》（Pocket Guide to China）封面。
第一頁就可以證明，對日本人所進行的種族主義歧視為戰時美國的官方政策。
第一頁就安排戰時知名漫畫《泰瑞與海盜》（Terry and the Pirate）的主角向美國大兵介紹如何區分中國人與日本人。
他們先向讀者介紹日本間諜有多麼的厲害，甚至連中國人都可以騙的過去，隔頁就開始介紹日本人的第一個特徵，那就是絕對比中國人矮，再加上瘦小如同猴子般的骨骼。
這理的比喻也很好笑，指出中國人走路的方式是直的，而日本人則是彎的，暗示中國人的正直與日本人的狡詐。
當然，中國人與日本人的口音也承為了美國人區分兩者不同的關鍵之處（其實連筆者看了都覺得毫無道理....老美怎麼可能聽得出來）。
這一段就更偏見了，認為中國人的膚色比較偏古銅色，而日本人則是檸檬色；另外一頁再度強調中國人的身高接近美國人一樣的威武，然後又辱罵一次日本人矮。
最後則是強調不要相信這些戰鬥到死的頑固日本人，如果一定要俘虜他們的時候，必須要把他們的衣服脫光，以防止他們藏匿手榴彈。
